但是研究宪法不能完全拘泥于现实，不能成为宣传现行政策的注释。

另外，清单制度虽然可以最大程度上遏制政府不作为、乱作为，然而对清单制度的地位、法治路径并未达成共识。行政活动在规则面前亦表现的更为大胆，甚至是突破规则，并在现实的驱动下以法律原则甚至法治精神应对社会新问题。

[2]而两种法益冲突，亦即交通警察权承载的秩序与人权的冲突，正是规范主义与功能主义得以延伸拓展的载体。（三）司法技术 纵观规制行政权的现有司法技术，大致为规范主义控权模式在司法领域的体现。毕竟，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这是万古不易的一条经验。以社会实证主义、进化论的社会理论以及实用主义哲学为智识基础的功能主义应运而生，可有效的对规范主义的缺陷进行补正。同时，司法也出现了一定的程度的松动，并不只是扮演着传统的红灯角色。

不可否认，在交通秩序与交通安全的规制过程中，避免不了交通警察自由裁量处置的必要。不仅限于此，功能主义建构模式的实践经验，正逐步法制化与制度化，如苏州市政府制定全国第一部辅警规章《苏州市警务辅助人员管理办法》，正是在总结实践经验基础上予以法治化的结果。近年来专家咨询制度日益受到我国各级政府的重视。

[12]枝梅、温晓春：《医药行业有能力提供救灾药品保障》，载2008年5月27日《中国医药报》第 A 版。（三）和行政官员的直接接触 跨国公司相信相对书面陈述意见而言，与政府官员展开直接的、面对面的磋商，将更有可能对决策者产生影响。[19] 跨国公司可能和行政机关发展战略伙伴关系，提供国外的最新政策法规信息，出资支持相关的课题研究，以帮助行政机关制定和修改相应规则。必要性论证旨在说明拟出台的政策能有效解决问题或实现行政任务。

因此应建构开放、反思、多元的政策形成程序，让不同主体在政策形成中享有相称的权重，防止跨国公司的声音占过重的比重，还应理性听取企业、协会、专家、消费者、媒体的观点和立场，特别应注重听取受到不利影响的利害关系人的意见，使得政策内容更趋合理化。结语 本文所探讨的是一个富有意义，但需要理论和实证素材支撑才能更为深入研究的领域。

[21]这些联合研究机构获得了跨国公司的资助，针对跨国公司遇到的技术问题进行研究。现实中，跨国公司发展与政府的关系，通过发表其自认为合理、且有利于自身的见解，来影响中国政府规制议程设定的优先次序和实体内容。笔者试图通过能公开搜集到的实证性素材，围绕跨国公司和政府关系这一论题展开写实性的描摹，来分析跨国公司以怎样的组织形态，利用怎样的正式和非正式的途径，如何来影响中国的政府规制体系，又如何从程序面和实体面，来规范跨国公司和行政机关之间的关系，使其走上规范之途。RDPAC 会借助媒体发布对药价政策、药品专利政策、药品许可政策、医疗保险制度的见解。

跨国公司自身会设有公共事务部门，同时通过企业协会来施加影响。即使不能对政府规制施加充分的影响，但和部委官员近距离接触的经历，也可成为其从事商业活动中的资本和战略宣传中的谈资。钟可芬：《萧滋杰：原研药单独定价应继续》，载2008年12月8日《医药经济报》第003版。跨国公司也会在一定程度上发挥积极的作用，因为它们作为全球经济活动的重要主体，应有权以其经济的和非经济的利益为基础，参与政府规制政策的形成过程。

跨国公司也需遵守母国的规制法律和政策，而且它们在市场活动中具有丰富的经验，有着信息优势、技术优势和管理优势，在某些政策领域或可形成合理化的见解，有可能通过对中国政府规制体系施加外在的影响，来推动中国有益的制度变革。作为追求跨国制药企业间共同利益组成的共同体，RDPAC 颁布《药品推广行为准则宣言》，来对跨国药业进行自律性规制。

但也需看到跨国公司与我国政府部门关系间的隐忧。政府价格、税收、外贸等领域产业政策，对其业务发展具有实质性的意义。

[14]参见[美]迈克尔•豪利特、M.拉米什：《公共政策研究——政策循环与政策子系统》，庞诗等译，三联书店2006年版，第98页。跨国公司不仅仅是被规制的对象，也不仅仅是游说者，更成为公私合作规制治理网络的一部分，发展出共同的治理目标、治理手段，并共同促成法律的实施。跨国公司在全球不同国家和地区有着一致的目标。[17]跨国公司的总裁、副总裁、首席执行官等高级管理人员，跨国公司负责公共事务的人员，还利用各种途径各种关系，来拜会政府部门的领导人以及中低层公务员，进行政策游说。跨国公司会去影响自然科学学者。由于在华跨国公司非常关注中国政府规制政策的形成，相当数量的跨国公司选择将地区总部设在北京，即使公司地区总部设在上海、广州、武汉、深圳等城市，公司也会在京设置分公司、办事处等，以便同政府机构发展正式和非正式的联系，了解政府规制政策的动向，影响规则的形成和修改。

公司的行动是跨国界的，公司的行为往往以该公司母国的法律规范为依归，形成了公司的实践规则与内部管理惯例。通用汽车公司的营业额超过了南非的国民生产总值，丰田汽车公司的营业额则超过了挪威的国民生产总值。

传媒不仅对公共问题加以报道，还会勾画出问题的性质和范围，提出自己认为合理的解决方案，从而提供说服、规劝政府官员和公众的重要工具。例如，拜尔医药保健有限公司于2007年9月24日同卫生部举行了走进西部——万名县医院医师培训项目合作谅解备忘录签字仪式，根据该备忘录，在之后5年里，拜尔医药保健有限公司将出资2000万元培训中西部1万名县级医院医师。

以下笔者将对跨国公司影响中国政府规制的途径加以剖析。（一）座谈会 座谈会是一种圆桌讨论会议，通常由五六人至十余人乃至数十人聚集在一起，在一个主持人的引导下对某一主题进行深入讨论。

在治理网络中，政府不是高高在上发号施令的角色，而是一个行动者，与其他主体合作，动员和聚合分散的资源，达成共识，形成政策方案，进而实现行政任务。同时跨国公司还经常进行危机公关，以各种方式来削减媒体对自己的不利报道。跨国公司日渐成为中国行政治理网络的一部分。进入专题： 跨国公司 行政规制 行政法 行政程序 政企关系 。

这些公共事务部的行事风格低调，它们的工作在于识别议题，形成公司对特定规制议题的反应策略。但如果某个问题只是对某一公司产生了独特的影响，或者将该公司置于和其他公司对立的地位，那么，跨国公司要更倚重自己的公共事务部，来发出声音，表达自己的诉求。

[9] 以中国美国商会的组成和运行为例，中国美国商会是由在华美国企业组成的非赢利性机构，总部设在北京，拥有近2700名企业及个人会员。跨国公司也注重通过影响专家，来间接影响规制政策的形成。

白皮书就美国在华企业的商务环境，围绕具体省市的问题，围绕健康、安全、环境、知识产权、标准、税收等商务环境问题，农业、食品、银行业、资本市场、建筑、工程设计、医疗、信息和通讯技术、保险、法律服务、制药业、运输和物流等特定行业的问题，发表直接、尖锐的意见。这是因为： 其一，在中国，法律的制定和修改往往是由部委机关启动的，这些行政规制机构会拟就法律的蓝图和框架。

有的则对相关规制法律和政策向政府部门进行咨询，并表明公司的立场。例如，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官员于2005年会见了瑞士药品研发企业协会（Interpharma）代表团、日本汉方生物制剂协会会长风间八左卫、美国先进医疗技术协会（AdvaMed）主席史蒂芬•乌博。在西方国家，行政规制机构是游说者们的金矿，在中国，跨国公司也将用力点放在了政府规制机构身上。由于是多人讨论，在主持人的主持和引导下，受访者互相之间发生互动作用，一个人的反应会成为对其他人的刺激，这种互动作用会产生比同样数量的人做单独陈述时能提供更多的信息。

[11]RDPAC 也会组织公益性活动，RDPAC 及下属的38家跨国药企在2008年汶川地震后捐赠了价值1.2亿元的现金和药品。[11]参见刘午正：《只有创新，共赢才有机会》，载2006年8月23日《医药经济报》第007版。

跨国公司会支持相关项目，去帮助行政机关实现自己的政策目标。在中国，事业单位是指没有生产收入、经费由国家开支、不实行经济核算、提供非物质生产和劳务服务的社会组织。

政府规制的法律体系是否统一，政府规制体制是否明晰，规制职能是否交错，规制风格是严厉还是宽松，规制能力是有力还是孱弱，规制程序是透明还是神秘，都直接影响跨国公司的商业环境和经济绩效。一般而言，政府官员也会就相应的规制法律和政策进行简略的介绍，对跨国公司的问题给出回应